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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勒获诺奖的里程碑意义
- 行为经济学,诺贝尔奖
孙涤：塞勒致力开拓的行为经济学颠覆着百年来学界苦心孤诣营造起来的公理系统，标志新的诠释范式正登堂入室。
塞勒教授获本年度的经济学诺奖不是新闻，现在才来讨论似乎有点炒冷饭。不过，从他作为一个经济学界的异端分子而独享殊荣来看，意义非比寻常。塞勒致力开拓的行为经济学，从核心理念到方法工具，颠覆着百年来学界苦心孤诣营造起来的公理系统，标志新的诠释范式正在登堂入室。他富有成果的探索的一个主要结论，是人类经济活动的近代解释的一个核心公理假设，“经济人”（Econs）本不存在，而被理论所舍弃的“常人”（Humans），始终在现实中承担选择和决策的主角。通常被称作“变态”（anomalies）的选择行为正是常人的常态（normality），人们的行为，眼下被说成“新常态”的，却是过去数百万年智人在生存进化中铸就，尤其是近一万年来定居农耕文明所塑造的常人的本性行为。常人回归到常态，塞勒助其正名，因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无独有偶，这百年以来人们前仆后继执意要建立的理想社会，也因为违背常人的本性，代价浩大而终无成果。
塞勒之获奖或许应该更早若干年。2012年的诺奖颁给了法玛和席勒两位教授，这种平分秋色倒更像是“各打五十大板”，引起了人们的嘲讽，因为这两家的学说，从途径到旨趣，实在是南辕北辙的。瑞典评委的首鼠两端，表明了当时的学界对经济研究的范式是否在发生转换还吃不太准。旧范式的裂隙早已呈现出来，2002年的经济诺奖就已颁给了卡尼曼教授，一个“局外”的心理学家。卡尼曼在推进行为认知科学上居功厥伟，他和塞勒有多年的合作，他们追随1978年诺奖得主西蒙教授的“有限理性”学说的指引，在三个“有局限”（bounded）的层面——有局限的理性、有局限的认知计算能力、有局限的自利追求，展开探索而成果丰饶，才有了眼下的进展。
好在塞勒的一本新著，已有了中译本《“错误”的行为》（中信出版社，2017年），其中记述了行为经济学探索和完善的历程，许多故事掌故行云流水般道来。
其中有一则故事谈到了塞勒在网络泡沫爆裂的前夜给出了精准预测。人们通常认为席勒教授对网络泡沫的警告，早了四年就提出的。席勒在1995年给美联储作报告时的分析，引起了当时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反省，格老的名言“非理性繁荣”也因此成了席勒1996年的畅销名著的书名。值得注意的，是塞勒并没因为自己的准确预测而洋洋自得，他反而下定决心，自己以后再也不做此类预测了。因为他知道这种预测极难，其正确性很值得质疑，误导的影响往往更厉害。纵然你的预测最终得到印证，也不就等于在投资上能成功。譬如说，要是依凭席勒的预言来做空，你多半是熬不到四年，在市场崩盘之前就得被迫“割肉”出局的。既然做不到“领先市场半拍”来逆势操作，我们又能怎么做才好？塞勒在书里有许多忠告，我想我们都有兴趣了解。（当然，他自己公司的业绩表现可圈可点，长期列在“晨星”评价的五颗星机构。）
塞勒很坦率地承认，行为经济学的成效最有效的应用竟然是在金融市场，这在他和所有的同行都是始料未及的。在学理上，金融领域是最符合经济分析理想条件的市场，然而吊诡之处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成为新旧两种范式的竞技试验场，从而判别孰优孰劣。塞勒认为，“变态”和偏误之所以能被捅穿和证伪，乃得力于计算机处理和收集数据的巨大能量，亿万次的交易结果能被实时揭示出来。
依笔者个人浅见，经济理论的模型并没有把信贷经济这个至关重要的部分涵盖得妥当。一般的市场模型（为了分析的简便）往往割裂生产者和消费者，彼此不能转换至少不能无时滞地转换。但是在金融投资市场，供方和需方两重对立的角色往往由一身兼任，瞬间就能切换，对冲操作更是同时集两种角色于一身。索罗斯的“反身性原理”所指的，就是同一投资人群体内部的“正反馈”激荡。唱过卡拉OK的人都会有体验，当麦克对着喇叭箱时会激起啸叫；在金融投资，则可能酿成市场的熔塌！早已有人认清了这种时不时发生的危机现象，进而驾驭之。譬如，投资理论巨匠格拉汉姆把它比喻成“市场先生”，巴菲特等实战大师更趁着市场先生癫狂之际，捧着澡盆来接盛“天上掉下来的金雨”。要是没有市场先生的愚蠢发作，巴菲特戏称，我将沦落成沿街乞讨的穷汉！
回顾行为金融学的演讲历程，塞勒特别推崇凯恩斯，尊其为开山鼻祖。凡读过凯恩斯原作的，都了解他文辞隽永寓意深远。塞勒认为凯氏的名著《通论》里面最精彩的不是有关政府的有形之手的论断，而是他对金融市场投资行为的透视。凯恩斯对人性洞察卓然，不但因为他的聪慧和学养，尤其来自于他真枪真刀地在股市拼搏，包括长期主持剑桥学院的基金，并曾在大萧条中濒临过个人破产的经历，一般学者则多半是纸面上谈风险，不敢真金白银到市场上冒险。大家知道，凯恩斯有选股犹如选美的妙喻，认为在股市投资这样的人际间博弈里面，选股的要点不在于你自己的喜恶，而在于你如何判断投资大众是怎样看待那只股票的。凯恩斯这样的解释是否真的具有实战价值，塞勒曾有过测试。
在FT（《金融时报》）的组织下，塞勒团队1997年在英国操办了一场公众竞赛，胜出的人可以赢得两张伦敦到纽约的头等舱往返机票（由英国航空公司赞助）。条件是从0到100你猜一个数字，最接近于所有参加者提交数字的平均值的2/3者得胜。
假定一般的人所猜的数字居中，是50的话，那么你猜33就能赢；不过这只是第一轮的猜测，如果大多数人也明白第一轮结果是33，进而做下一轮的猜测，那么结果就是33的2/3即22，然后是第三轮的猜测，得到的则是14或15——22的2/3…… 这个多层博弈就像古代的一个著名寓言，庄子和惠子在濠梁上的斗智。惠子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庄子反讥道，“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惠子于是反驳又说，“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
多轮博弈，实质上是在博傻，直到0，所谓的“纳什均衡”为止（可以证明这个“纳什均衡”是唯一的）。事实上，的确有不少人，多半是些受过高等经济训练的，猜的数字是0或者1。竞赛最终获胜者的数字却是13，也低得不可思议。塞勒对参加者为什么选他的数字的理由做了访谈和分析，加深了他对人们的吊诡行为，其实是固有的“常态”，及其动机的理解。
塞勒和他芝大的同事法玛教授，办公室在同一幢楼的上下层。他对法玛抱有敬意，但对法玛致力构造的“有效市场假说”（EMH）有深刻的剖析。指出EMH的两个假定，其一是“市场价格无误”、其二为“没有白吃的午餐”，在常态下都不靠谱。总之，有兴趣的读者不妨阅读《‘错误’的行为》，常情常理而又脍炙人口。
塞勒教授获本年度的经济学诺奖不是新闻，现在才来讨论似乎有点炒冷饭。不过，从他作为一个经济学界的异端分子而独享殊荣来看，意义非比寻常。塞勒致力开拓的行为经济学，从核心理念到方法工具，颠覆着百年来学界苦心孤诣营造起来的公理系统，标志新的诠释范式正在登堂入室。他富有成果的探索的一个主要结论，是人类经济活动的近代解释的一个核心公理假设，“经济人”（Econs）本不存在，而被理论所舍弃的“常人”（Humans），始终在现实中承担选择和决策的主角。通常被称作“变态”（anomalies）的选择行为正是常人的常态（normality），人们的行为，眼下被说成“新常态”的，却是过去数百万年智人在生存进化中铸就，尤其是近一万年来定居农耕文明所塑造的常人的本性行为。常人回归到常态，塞勒助其正名，因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无独有偶，这百年以来人们前仆后继执意要建立的理想社会，也因为违背常人的本性，代价浩大而终无成果。
塞勒之获奖或许应该更早若干年。2012年的诺奖颁给了法玛和席勒两位教授，这种平分秋色倒更像是“各打五十大板”，引起了人们的嘲讽，因为这两家的学说，从途径到旨趣，实在是南辕北辙的。瑞典评委的首鼠两端，表明了当时的学界对经济研究的范式是否在发生转换还吃不太准。旧范式的裂隙早已呈现出来，2002年的经济诺奖就已颁给了卡尼曼教授，一个“局外”的心理学家。卡尼曼在推进行为认知科学上居功厥伟，他和塞勒有多年的合作，他们追随1978年诺奖得主西蒙教授的“有限理性”学说的指引，在三个“有局限”（bounded）的层面——有局限的理性、有局限的认知计算能力、有局限的自利追求，展开探索而成果丰饶，才有了眼下的进展。
好在塞勒的一本新著，已有了中译本《“错误”的行为》（中信出版社，2017年），其中记述了行为经济学探索和完善的历程，许多故事掌故行云流水般道来。
其中有一则故事谈到了塞勒在网络泡沫爆裂的前夜给出了精准预测。人们通常认为席勒教授对网络泡沫的警告，早了四年就提出的。席勒在1995年给美联储作报告时的分析，引起了当时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反省，格老的名言“非理性繁荣”也因此成了席勒1996年的畅销名著的书名。值得注意的，是塞勒并没因为自己的准确预测而洋洋自得，他反而下定决心，自己以后再也不做此类预测了。因为他知道这种预测极难，其正确性很值得质疑，误导的影响往往更厉害。纵然你的预测最终得到印证，也不就等于在投资上能成功。譬如说，要是依凭席勒的预言来做空，你多半是熬不到四年，在市场崩盘之前就得被迫“割肉”出局的。既然做不到“领先市场半拍”来逆势操作，我们又能怎么做才好？塞勒在书里有许多忠告，我想我们都有兴趣了解。（当然，他自己公司的业绩表现可圈可点，长期列在“晨星”评价的五颗星机构。）
塞勒很坦率地承认，行为经济学的成效最有效的应用竟然是在金融市场，这在他和所有的同行都是始料未及的。在学理上，金融领域是最符合经济分析理想条件的市场，然而吊诡之处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成为新旧两种范式的竞技试验场，从而判别孰优孰劣。塞勒认为，“变态”和偏误之所以能被捅穿和证伪，乃得力于计算机处理和收集数据的巨大能量，亿万次的交易结果能被实时揭示出来。
依笔者个人浅见，经济理论的模型并没有把信贷经济这个至关重要的部分涵盖得妥当。一般的市场模型（为了分析的简便）往往割裂生产者和消费者，彼此不能转换至少不能无时滞地转换。但是在金融投资市场，供方和需方两重对立的角色往往由一身兼任，瞬间就能切换，对冲操作更是同时集两种角色于一身。索罗斯的“反身性原理”所指的，就是同一投资人群体内部的“正反馈”激荡。唱过卡拉OK的人都会有体验，当麦克对着喇叭箱时会激起啸叫；在金融投资，则可能酿成市场的熔塌！早已有人认清了这种时不时发生的危机现象，进而驾驭之。譬如，投资理论巨匠格拉汉姆把它比喻成“市场先生”，巴菲特等实战大师更趁着市场先生癫狂之际，捧着澡盆来接盛“天上掉下来的金雨”。要是没有市场先生的愚蠢发作，巴菲特戏称，我将沦落成沿街乞讨的穷汉！
2017诺贝尔经济学奖：走近理查德•塞勒
桑德布：凯恩斯曾认为，经济学大师必须是具备多种天赋的罕见结合体。在如今仍健在的经济学家当中，没有几个人比塞勒更符合这一描述。回顾行为金融学的演讲历程，塞勒特别推崇凯恩斯，尊其为开山鼻祖。凡读过凯恩斯原作的，都了解他文辞隽永寓意深远。塞勒认为凯氏的名著《通论》里面最精彩的不是有关政府的有形之手的论断，而是他对金融市场投资行为的透视。凯恩斯对人性洞察卓然，不但因为他的聪慧和学养，尤其来自于他真枪真刀地在股市拼搏，包括长期主持剑桥学院的基金，并曾在大萧条中濒临过个人破产的经历，一般学者则多半是纸面上谈风险，不敢真金白银到市场上冒险。大家知道，凯恩斯有选股犹如选美的妙喻，认为在股市投资这样的人际间博弈里面，选股的要点不在于你自己的喜恶，而在于你如何判断投资大众是怎样看待那只股票的。凯恩斯这样的解释是否真的具有实战价值，塞勒曾有过测试。
在FT（《金融时报》）的组织下，塞勒团队1997年在英国操办了一场公众竞赛，胜出的人可以赢得两张伦敦到纽约的头等舱往返机票（由英国航空公司赞助）。条件是从0到100你猜一个数字，最接近于所有参加者提交数字的平均值的2/3者得胜。
假定一般的人所猜的数字居中，是50的话，那么你猜33就能赢；不过这只是第一轮的猜测，如果大多数人也明白第一轮结果是33，进而做下一轮的猜测，那么结果就是33的2/3即22，然后是第三轮的猜测，得到的则是14或15——22的2/3…… 这个多层博弈就像古代的一个著名寓言，庄子和惠子在濠梁上的斗智。惠子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庄子反讥道，“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惠子于是反驳又说，“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
多轮博弈，实质上是在博傻，直到0，所谓的“纳什均衡”为止（可以证明这个“纳什均衡”是唯一的）。事实上，的确有不少人，多半是些受过高等经济训练的，猜的数字是0或者1。竞赛最终获胜者的数字却是13，也低得不可思议。塞勒对参加者为什么选他的数字的理由做了访谈和分析，加深了他对人们的吊诡行为，其实是固有的“常态”，及其动机的理解。
塞勒和他芝大的同事法玛教授，办公室在同一幢楼的上下层。他对法玛抱有敬意，但对法玛致力构造的“有效市场假说”（EMH）有深刻的剖析。指出EMH的两个假定，其一是“市场价格无误”、其二为“没有白吃的午餐”，在常态下都不靠谱。总之，有兴趣的读者不妨阅读《‘错误’的行为》，常情常理而又脍炙人口。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转自：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5368?full=y